本欄可說是最早也是最關注雷曼事件的專欄，這是因為筆者有有關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的專門知識，曾經於二○○一到二○○二年間在本報的財經版撰文數十篇介紹這條法律，這些文章還收錄在一本專書之中。

上一篇文章談及雷曼事件是在二月三日，那是在證監會前高層到立法會作供之後，該文章的結尾有一段說，只要證明銀行確有詐騙的行為，當局可以刑事起訴銀行的高層。筆者預知事件其實尚有嚴重的法律問題未解決，亦不因已經有九成八的事主已經選擇和解而得以解決。上星期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拘捕了兩名銀行職員，正是與筆者所說的刑責有關。

筆者文章還預先點出一點，證監會在二○○四年起設立了一個「投資者賠償基金」，足以賠償給所有雷曼苦主。若政府當局肯藉刑事檢控銀行高層，立法會雷曼特權小組再加把勁對證監會施壓，證監會與銀行聯合出資全數賠償給雷曼苦主，包括已被迫接受六成賠償作和解的苦主，是完全可能，亦是合情合理的結果。筆者上文說會專文再討論，本文正是要為徹底公義地了結雷曼事件作一建議。

法律依據

首先解釋一下警方拘捕兩名銀行前線職員的法律依據。據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第一○七條，任何人為引誘他人作投資的協議，而作出任何欺詐的失實陳述或罔顧事實的失實陳述，即屬犯罪，可處罰款一百萬元或入獄七年。

去年底警方亦曾有所行動，但該案是涉及職員冒充顧客的簽名行為，這屬一般的詐騙行為，與《證券大法》並無關係。

今次的拘捕，依據的是第一○七條，那就與所有的雷曼苦主的情況相同，影響包括了已和解者的權益。

必須先要搞清楚，有百分之九十八苦主已經與銀行和解，那只是民事上不再追究的和解，刑事行為是影響社會安寧的行為，是公眾的事，若有任何協議要求苦主放棄刑事上的追究行為，這協議一定沒有法律效力。任何人企圖妨礙苦主在刑事調查中與警方合作，例如不做證人等，會構成妨礙司法公正之罪。

公民義務

簡單地說，若苦主（包括已和解者）今天到警察總部正式投案，不單不是輸打贏要，而是良好公民的正義行動，因為已經沒有私利內。防止罪案，檢舉罪案，是公民權利，也是義務。雷曼事件政府若無徹底解決方案，雷曼苦主作為公民也好，作為最少以萬計金錢損失的受害人也好，到警署獨立報案是應有的行為，就算已到證監會或金管局投訴，也不等於不可以再到警署報案。

據報銀行的職員公會因事件而大起恐慌，前線職員因而人人自危，深感不公平。這裏筆者要清楚指出兩點：一是每一個人皆獨立為自己的行為負責，就算職業上有工作的壓力，道德上與法律上都無藉口因而犯法。在這個前提之下，前線員工要做的不是不同警方合作以求自保，相反是要全力合作，將真相提供予公眾。只要是制度上的問題，只要銀行的上司曾經要求或同意有違規的銷售行為，就是串謀者，而高級的職員更是主謀者，法律上其實並無將責任推給前線員工這一回事。

雷曼不應是個別問題，銀行、證監會、金管局、政府從始至終都應以一籃子解決方案為目標，逼個別苦主和解是不道德也不合理更不能解決問題。面對萬人報案的壓力，政府與銀行就要設法解決問題，全數賠償給所有苦主是唯一合理的結果。

錢從何來？若政府出錢即等於納稅人出錢，公眾一定反對，這亦不合理。但證監會本身有一「投資者賠償基金」，經常性有十億元，另證監會自己有運作的基金，已經滾存六十億元儲備，證監會出一半，涉案的銀行出另一半，不須動用納稅人的錢賠償，公眾不會反對，是最合理的結果。

證監有責

證監會可能不願意，但自前高層高秉忠作供之後，證監會在一會兩制之下出了監管問題，令雷曼得以被批，責任是彰彰明甚。銀行也不願意，但隨銀行界的大靠山任志剛下台，新總裁不須為前總裁的失職負責，否則不會出現律政司檢控兩名銀行職員的事件。今天的金管局會對銀行施壓。

政府方面，據高秉忠的證供，當年藉前證監會主席沈聯濤迫證監會在審批產品時提供快贏（Quick Wins）的港府高層，包括前財爺梁錦松及前特首董建華，皆與本朝無關，曾蔭權不會阻止公義的進行。當年涉及事件的證監高層不是已離職就是尚未到任（現任總裁二○○五年始到任），亦不須再護短。

明白這個形勢，雷曼苦主得回正常的百分百賠償，是可能及正常的結果，欠的，只是苦主們還有沒有過去年半時間所表現的堅決抗爭精神。

王岸然

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
P18  |   時事評論  |   By 王岸然  2010-03-31

31 Mar 2010